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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这种创制只能由一个掌握实权的团体（或偶尔是个人）来完成。
这一成就既不是一个世纪也不是一个民族所造就的，可能成为全人类永恒遗产。实际上，无论从宏观上就人类政治文明而言，还是从微观上就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而言，宪政都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注释: [1] [美]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发展规律 一 宪政分为不同的历史形态是由宪政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换言之，现代宪政具有古典宪政所不可比拟的实证经验基础和科学理论支撑，因而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坚实的基座之上，呈现出一片根深叶茂、前程无限的繁荣景象。
这两个不同的结局所导致的后果是一样的，即城邦国家和古典宪政将一起同归于尽这是空前的历史首创，作为狭义宪政史的开端标志当之无愧。首先，社会公众预算参与权的法定化。
当下，应改革关于我国社会组织的双层管理体制，通过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进行合理修订来放宽挂靠制度，甚至应设立专项资金来扶持预算组织的成立与运行。唯有实现各主体间预算权的有效制约和合理监督，才能保证预算公开走向法治化。一方面，在宪法中明确公民参与权。[v] 现代社会消除了身份的差别，将公共生活扩大到了前所未有的范围，公开性构成了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属性。
[xviii]根据审计署2011年第35号公告，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174.91亿元(约占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的27%)。[xxxiv]参见季卫东：《正义思考的轨迹》，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7页。
现代公共财政预算改革表明，法治政府基于财政拮据、管理危机以及信任危机的压力，开始重点强调公共预算资源的分配尽可能满足纳税人多样化的公共需求，政府通过向纳税人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以期使公民享有最大化的税收福利。[viii]参见张献勇：《预算权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41－61页。[xliii]为保障我国审计机关行使权力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需提高审计机关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在预算法中配置公众的预算参与权。
[xl]参见刘剑文：《民主视野下的财政法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6页。参见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无论在静态还是在动态层面，预算公开行为皆存在多重利益的博弈与对抗，体现出各种预算权力(利)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与监督。对于我国预算参与程序保障机制的构建：在预算编制阶段，应完善预算听证机制。
[ix]因此，代议机关的监督和控制是促使政府预算公开的基本动力，它既要认真审查、批准政府预决算草案的合理性、规范性，又要积极履行监督政府预算行为的职能，并且还需向公众及时披露关于行使预算监督职权的具体信息。(二)预算公开法治化的内涵 现代政府预算公开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在静态层面，主要表现为一系列数字与表格，例如对一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及社会保障基金预算信息的公布等。
[xxvi]由于协商民主的推进将同时涉及到国家权力的改造与市民社会的重构(参见[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96页)，经过一定的预算民主周期，这将有助于我国人大预算制约和监督职能的软着陆，最终实现对预算权规范化公法进路的彻底改造。[xx]预算公开主体应承担的预算公开义务需和各级政府部门所掌握的预算信息量相对称。
其次，社会组织预算参与权能的提升。在动态层面，则包括社会主体对公共预算全过程的监督与管理，例如预算编制阶段公众的预算参与行为、预算审批阶段代议机关举行的听证行为以及预算执行阶段公众的预算监督行为等。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实用主义与民主》，凌斌、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1．公法视野的预算权规范化 考察预算制度的进化过程，提炼预算权规划化的公法进路，主要是在民主宪政理念的导向下，构建保障预算公开的监督和救济机制，从而形成以代议主体为核心、行政主体为枢纽、司法主体为后盾的预算权体系。四是人大代表对民意的积极采纳。[xxxviii]唯有不断规范预算监督主体的权力、打造法治问责政府以及推动预算公开救济机制的不断发展，才能对现行预算制度体系和程序提出批评，促使政府在宏观公共领域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第二，社会组织预算参与受限。我国预算权规范化面临的困境表明，预算公开与预算体制之间存在的张力使得预算权平衡架构的打造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之间，既攸关又矛盾，这是预算权规范化的难点所在。
[xxxvii]参见[美]爱伦·S ·鲁宾：《阶级、税收和权力——美国的城市预算》，林琳、郭韵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页。2005年新疆昌吉市人大常委会否决了政府决算案和预算执行报告。
[xlix]然而，当前我国预算法的修订活动，显得过于谨慎和保守：整个审议稿未能对人大预算权力、纳税人预算权利的配置进行充分重视，甚至缺乏关于预算民主原则、公共预算理念以及预算参与方面的基本法律条款。[vi]参见沈敏荣：《市民社会与法律精神——人的品格与制度变迁》，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2．预算公开救济机制的完善 要促使预算公开实现形式性向实质性的转变，离不开预算救济主体的力量，尤其为打破政府的封闭式改革，必须改善我国预算公开中救济主体缺位的状况。现代法治国家的预算审议过程，公众一般都能旁听，新闻媒体可进行直播报道等。预算参与权的法定化是建构预算参与适格主体的基础。[xxi]参见郝明金：《论可诉性是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3期。
另一方面，倘若政府在预算公开改革中不作为或作为有悖于法律，这种涉及侵害公民预算知情权的案件就应有必要从维护纳税者对国家财政实行民主管理的角度，依据宪法精神，设置一个以保护纳税者基本权为目的的诉讼制度，并以许可纳税者提起主观诉讼的形式，完善纳税者诉讼的法律[xlv]。[xxiv]中央主要负责宏观公共领域，承担稳定经济、收入再分配以及提供某些严重影响到全社会所有成员福利的公共产品的职责。
[xi] See Jonathan Kahn, Budgeting Democracy: State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in America 1890－1928,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 [xii]参见[美]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xxxvi]在预算执行阶段，应重点监督预算调整行为。
而预算权利的出现日渐突破了传统预算权配置的公法范畴，它作为一种外在的制衡与监督动力，逐渐集合而形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权力[xiii]来抗衡和制约政府预算权力，在抽象层面上，这种秉承了私法自治精神的制约模式可归类为预算权规范化的私法进路[xiv]。[xi] 正是在公共预算目标的牵引下，预算法作为一种能积极回应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的法律，[xii]将协商民主价值融入公民权的勃兴过程，逐步引导公民社会的民主监督和参与。
[xxviii]我国预算权规范化模式的设计，民主基础作为关键性的考量要素，而我国民主的物质条件、法制条件、智力条件、心里条件等，都决定了协商民主下的私法进路仍只能在微观的社会公共领域(即地方层级)实践推广，那么中央层级预算公开还需在以代议制民主为根基的公法进路中寻求突破。[xlvii]参见熊伟：《认真对待权力：公共预算的法律要义》，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5期。新闻媒体作为预算改革的驱动者和监督者，应继续提升其独立性、公共参与理性，增强其开放性，使其对政府预算公开改革产生积极影响。在我国人大至上的权力架构下，人大完全可以通过立法、修宪、宪法解释等手段来改变宪法和预算法文本中关于预算权的配置模式，并且在预算案的形成、审批和执行全过程中，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当然地拥有监管和督察的权力。
西方国家正是以代议主体为核心动力源，才实现预算的公开性目标，再朝着预算的公共性(预算绩效)方向迈进。[xl]考察国外立法例，如《印度宪法》第5篇第2章、《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第1篇第6章、美国1921年《预算和会计法案》以及1974年《国会预算和扣押法案》中的许多条款就议会预算权进行了详细界定。
但由于预算参与和监督渠道的不健全，无论是政协还是新闻媒体所蕴藏的预算监督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对预算公开的监督和推动作用都比较有限。一般认为，行政主体的内部预算监督是一种独立性、权威性都较低的监督形式，但由于预算公开的专业性、技术性，而行政主体既拥有庞大的预算信息库又具备严密的预算监督网络，它在微观预算监督层面的优越性不言而喻。
但随着现代公共治理和预算绩效目标的凸显，公民预算权利逐渐从传统的预算公权体系中衍生出来，预算权兼具了公私法交融的属性，预算权的规范化也演化出了私法进路。[xvi] (二)中国预算权规范化的困境 按照预算公开与预算权规范化进路的归类，解读我国预算公开实践：一方面，在公法进路上，在我国现行的宪法秩序框架下，虽然在理论形态上应遵守人大至上的权力架构，但是在实际运行中预算权高度集中缺乏制约——预算权在立法和行政之间、各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内部各机构之间缺乏合理配置和有效监督，[xvii]从而导致我国刚启动推进预算公开的引擎，就陷入了权力机关监督虚化、司法问责缺位、政府内部监督乏力等内部制衡困境。